不锈钢管与磨砂玻璃连接

台湾地区法院组织法关于法务部长外部指令权的规定，借鉴了德国和日本的立法例，但在具体规定上又有差异，即德国、日本等国立法上不仅赋予了法务部长检察行政事务监督权，还赋予了其个案指挥监督权，法务部长可以但可以通过检察总长对检察官的个案侦办进行指挥监督，例如，《日本检察厅法》第14条规定，法务大臣就侦查、公诉及裁判执行等检察事务有一般之指挥监督权，但对检察个案之调查或处分，仅得指挥检察总长。

[22]我国《合同法》第25 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在双务合同中，若两个给付都附条件，其效果相当于合同附停止条件。

时间的流逝是自然状态，其本身是简单法律事实，但它必须与其他法律事实结合才能发生效力。这种理论不能自解的困境是：不承认要约与承诺是法律行为（不管它们是否适格），而又认为它们的结合是双方法律行为。通说并不认为要约是法律行为。给债务人以反悔权，似乎破坏了合同关系，但是从整体来看，会大大增加无偿合同（助人合同）的数量。例如，合同当事人把某种事件的出现约定为停止条件，条件成就（新的法律事实发生），新的法律关系也就随之成立，但由于新的法律事实是与建立合同的法律事实结合而发生作用的，新的法律关系仍然是合同法律关系，仍然是意定之债。

合同前法律关系的成立，是合同法律关系成立的必经环节。双务合同、单务合同是法律结果事实，是指合同法律关系中，双方负担给付义务和一方负担给付义务。二是司法民主，在强化司法人员的职业素质的同时，必须使司法权的行使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必须让普通民众有序参与决定案件基本事实、性质、措施等司法过程。

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这样论述过司法民主与公民自由的关系：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心境的平安状态。法官不经常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取决于一切足以使事物的面目在人们波动的心中改变的、细微的因素。1. 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那些极力主张将普通民众排除于司法领域之外的人认为，只有将司法完全掌握在经过正规法学教育的人手中，司法公正才可能实现。

任何背离这种感情的法律，总要遇到一股阻力，并最终被其战胜。本文试图从司法民主与司法公正之间关系的角度对我的观点作一个小小的注脚，望能澄清有关误解，并得到同仁们的指正。

正因为如此，传统的法学理论中必然包含着不少从根本上反民主的内容[20]。现代法律的复杂性，又决定了以下二个基本事实：（1）以法律为对象的法学必然是一个不可普及的科学。综观古今中外的法治发展史，正确的选择恐怕只有一个：司法职业化与司法民主化的结合，以司法民主来来促进司法职业化。（【美】哈罗德·Ｊ·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１版，第54页）。

[38]【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 商务印书馆， 1997版 ，第157页。关于表面上看来似乎限制了司法权的陪审制度，实际上却在加强司法权的力量：而且，其他任何国家的法官，都没有人民分享法官权力的国家的法官强大有力。2. 只有司法民主才可能消除法学理论中反科学、反人民、反法治、反人性的因素只有司法民主化才可能消除法学理论中反科学、反人民、反法治、反人性的因素，这是笔者强调司法职业化必须与司法民主化相结合，必须以司法民主化来促进司法职业化的第二点主要理由。就解决社会冲突而言，司法不仅是一个国家用以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最基本的手段，更是在和平时期解决社会冲突的最终手段。

在几乎每一个人都只能根据社会认同的情、理来行为的情况下，坚持合情合理不合‘法的，要依‘法办，不是把我们的法律推向人民的对立面，又是什么？[25]合情合理不合‘法的要依‘法办，为什么是反法治的？因为法律是限制权力滥用的，坚持这种理念必然结出权力大于法律的恶果。如果说寻找证据需要精明干练，作出结论必须明臼准确的话，那么，在根据结论作出裁判时，只要求朴实的良知，而一个总是期望发现罪犯同时又落人学识所形成的人为案臼的法官，他的知识却比较容易导致谬误。

【注释】[1]【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凤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法】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08页。

[13]【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凤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14]在《论犯罪与刑罚》发表后，贝卡利亚对欧洲各国司法（政治）改革的影响曾在相当长时间内曾大大于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等主张三权分立、人民主权的启蒙思想家。因此，撇开那些将民粹当民主的谬论，没有政治民主就没有司法公正，不应该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曾把它说成是 ‘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和进步的一种最强大的力量（丹宁：《法律的未来》，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6]转引自【法】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20页。在这种国家中，司法权应由选自人民阶层中的人员，在每年一定的时间内，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来行使。[11]在近代史上，凡是曾想以自己作为统治力量的源泉来领导社会，并以此取代社会对他的领导的统治者，都破坏过或削弱过陪审制度。

从国家权力运作的角度考察，政治应该是国家解决社会冲突方式的总称。[10]只有极少数的民族不是等待缓慢的人类组合更迭运动在坏的极点上开创好的起端，而是利用优秀的法律促进其中间的过渡 （参见【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凤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在提高法律人的专业素质以保证司法体系正常运行的同时，遏制法学理论中反民主因素的负面影响，就成了如何从观念上确保司法公正的核心。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03年在全国人大上所作的工作报告，2003年以前的5年中，司法人员的涉嫌犯罪率居然高达普通民众的5倍。

二是在制度建设方面，司法职业化必须司法民主化相结合，司法民主化必须优于司法职业化，必须以司法民主化来促进必司法职业化。[22]在这样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面前，在大盖帽，两头靠，吃了原告吃被告早已经成为一个常见现象的情况下，设想我们司法还能保持应有的公正，不是有点给人以痴人说梦的感觉吗。

但是，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年（2004年）给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中，法官职业道德的字样居然完全消失了。正是因为法律人在习惯和爱好上属于贵族，所以总是不断设法按照非民主所固有的倾向，以非民主所具有的手段去领导政府。合情合理不合‘法的要依‘法办，为什么是反科学的？因为这一理念的逻辑前提是根本不存在。参见【法】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第305页。

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第306页[21]人类历史给我们的印象是：谬误好似无边的烟海，在这之上，漂浮着稀少的、混杂的、彼此远离的真理（参见【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凤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这应该是贝卡利亚对但是法治理论的评价，也是贝卡利亚当时为什么要对法学理论进行批判的原因吧。司法民主对政治民主的保障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只要建立了司法民主，即使没有政治民主，一个国家也必然会以社会代价最小的方式逐步实现政治民主[10]。

[24]这里只说一个最常见的事实：除了精神病人外，没有人是先学好了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利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之后，然后再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事实证明：（1）任何具体的法律规定都可能作出无数含义根本对立的解释[26]。

[3]我不怀疑，让法律人参加政府，对国王是比较有利的。陈忠林，单位为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7]【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15页。因此，只要有了司法民主，自然就意味着一个社会有了最基本的政治民主。[29]【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05页[30]在中国的法律人中，笔者最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1）常识、常理、常情是什么？（2）天理良心到哪里去找？在世界多数国家都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司法人员应当依照良心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我国法律人却普遍对常识、常理、常情，天理良心这些人性的基本要求究竟不明就里（贺卫方语），是不是也可以视为一个对我国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居然数倍于普通老百姓这一现象的注脚呢？[31]托克维尔对英国法律人的批评是，他们毫不关心事物的实质，宁愿被人指为荒谬绝伦，宁肯违反理性和人情，也不改动法律上的一文一字。[33]如果说力图通过排斥民众参与司法的职业化来消除司法不公近似痴人说梦的话，那么期翼通过司法独立、司法职业化来克服这些源于法律人心灵深处，由法律人的本性所决定的法学理念中反民主倾向，简直就是与虎谋皮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卓越的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才相信，陪审制度象普选权一样，同是人民主权学说的直接结果，而且是这种学说的最终结果。[43]笔者实在不理解，在判不判死刑这样人（民的）命关天的重大问题上，有人强调了一下要考虑人民的感觉，居然会遭到那么多法律人的一致反对。

而且，如果立法机构以立法剥夺人们的自由，并对此承担责任，法律人也不会有什么不满。[5]【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第314页。

（【美】哈罗德·Ｊ·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１版，第52页）我们的法学家们，真的对这些常识、常理都究竟不明就里吗？[44]道德的政治如果不以不可磨灭的人类感情为基础的话，就别想建立起任何持久的优势。[18]贝卡利亚说，如果法律是用一种人民所不了解的语言写成的，这就使人民处于对少数法律解释者的依赖地位，而无从掌握自己的自由，或处置自己的命运。